“…公司”二审民事答辩状

发布日期：2021-08-25 来源：本站阅读量：121

　　答辩人：“常德市…公司”

　　住所地：湖南省……。法定代表人：李某某，该公司总经理，电话：……

　　因“…所”与“常德市…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…公司”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，“…所”不服常德市…法院作出的（2020）湘0702民“初…号”民事判决，提起上诉，现根据在案证据以及《民事诉讼法》第167条等规定，“…公司”提出答辩。

　　答辩请求：

　　判决驳回“…所”的上诉；维持（2020）湘0702民“初…号”民事判决。

　　事实和理由：

　　一、“…所”上诉称：“上诉人接受《关于…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》原件，标志“常德市…公司”应付上诉人200万元律师费的合同成立。”该上诉理由张冠李戴，玩弄文字。理由如下：

　　1.2015年6月22日《关于…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》（以下简称“2015年《调解意见》”）致送单位分明是《常德…行》，“…所”不是“相对人”。“…所”的上诉理由张冠李戴。

　　2.“2015年《调解意见》”是“…所”的代理律师制作的，是提交给武陵区法院作为调解使用的谈判筹码，“…所”把代理人截留持有的材料说成“接受”，玩弄文字。

　　3.“…公司”给《常德…行》出具的调解意见，是为了争取利益大化，抛出的调解谈判筹码或难以确证的部分费用，调解谈判过程中这是常情常理。“…所”如今单单只抠出“200万元律师费”说事，那么，“2015年《调解意见》”中提出了六项总共8843.23万元，没有实现的部分，“…所”是否应该赔偿呢？！

　　4.“…所”援引《合同法解释》（二）第一条关于合同是否成立的判断要素的规定，无视该条规定的首要要素是“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”，然而，“2015年《调解意见》”中的相对方当事人不是“…所”。事实是，“…公司”与“…所”之间，根本没有所谓200万元律师费的约定。“…所”之所以变着花样诉求200万元律师费，一方面是由于“…所”与“…公司”打官司“闹翻了”，昔日的好友如今“撕破了脸皮”，进行报复性诉讼；另一方面是“…所”利用“2015年《调解意见》”张冠李戴地联想着搞点钱。

　　二、“…所”上诉称：“…公司应当支付行政诉讼案的律师费40万元。”是空穴来风。理由如下：

　　1.在武陵区法院作出的（2019）湘0702民初…号民事判决中，第4页分明地记录着“…所”拿出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举证目的为：“拟证明：为督促常德…行履行买卖合同义务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，诉请…人民政府、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…监管分局履行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”；常德市中院作出的（2019）湘07民终…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，也分明地将行政诉讼裁判文书作为该判决查明的事实材料。2018年12月19日《调解笔录》第2页记录“2.李某某撤回银银监局和…政府的行政诉讼，并承诺不再发布任何负面消息”。显然，涉及“银监局…分局”、“…政府”的行政诉讼，是在“…公司”与“…所”2013年《补充合同》的代理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纠纷，行政诉讼是为了解决与《常德…行》之间的“打包”代理而服务的；且双方根本没有就“另外律师费”订立任何“有偿合同”。

　　2.“…所”在“…公司”与《常德…行》的案件代理中,已经获得了111万元的高额律师费。双方就“打包”律师费已经全部支付。

　　3.在“…公司”与谢某案中，“…所”曾经“策划”北京…所代理到高法院申诉，致使“…公司”损失了70万元代理费和巨大开支；“…所”的代理律师亲自制作的2013年10月14日《…公司调解意见》（“…公司”一审证据第3号）、2015年6月22日《关于武陵区…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》（“…公司”一审证据第5号）、2016年12月12日《关于调解数据的说明》、2018年1月11日《调解方案》（“…公司”一审证据第6号），均表明“…公司”的损失及开支逾千万元。“…公司”被涉诉十多年，总共才获得1000万元补偿，血本无归。在前述“打包”的律师费案件中，“…所”也利用上述行政诉讼裁判文书和“2015年《调解意见》”诉求400万元律师费，如今在本案中又利用同样的证据诉求律师费，利用相同的证据在两案中“分头吃钱”。如果人民法院判决支持“…所”的诉讼请求，“…公司”及经营者的大半辈子劳碌，就算给“…所”打工了，这将不公平！

　　综上所述并根据“…所”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，其诉求的律师费涉及“谢某案的一审、二审、发回重审、再次二审四个程序”“三个案件四个程序的行政诉讼”。怎么连一份有偿代理合同都没有呢？！

　　三、关于“…所”上诉称：“…公司与李某某人格混同，李某某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”的问题，人民法院同样不应当支持。理由如下：

　　1.如上所述，“…公司”与“…所”之间不存在“200万元律师费”和“行政诉讼案的律师费40万元”的债权债务关系，当然不存在严重损害“…所”利益的问题，没有适用《公司法》第20条第3款“公司法人人格否认”规则的前提。

　　2.“…公司”非一人公司，不适用“举证责任倒置”；“…所”无证据证明“…公司”与李某某“人格混同”。

　　3.常德市中院（2018）湘07民再…号《民事调解书》第2页记载：“双方一致同意由常德……行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“常德市…公司”现金一千万元整，款项直接打入李某某个人帐户。”第1页记载着“…所”有二名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，《常德…行》将一千万元款项直接打入李某某个人帐户，是“…所”二名律师直接策划并参与的，不是李某某“滥用”的结果。

　　4.常德市中院作出的（2019）湘07民终…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“…公司”支付给“…所”代理费111万元，已经履行完毕；在该案中“…所”保全了“…公司”410万元现金,“…公司”及李某某始终没损害“…所”的利益”。

　　综上，“…所”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，“…所”的上诉应当判决驳回；一审判决应当维持。

　　“…所”及其利害关系人无论是诉与非诉一路走来，只要是不遂其心意，就无根据地指责别人“枉法”“践踏”…到处告状，似乎所有的人都与他过不去，只有自己才是正义的，怨恨不同意见者，这种非理性的、偏见的心态与胸怀，要不得！

　　证据和证据来源：

　　1.2018年1月11日信息截屏（1页2份）；

　　2.2016年8月23日信息截屏和2016年12月12日《关于调解数据的说明》（2页2份）；

　　3.2018年9月30日信息截屏（1页2份）；

　　4.2018年12月28日信息截屏（1页2份）；

　　5.2011年5月18日《委托代理协议》（1页2份）；

　　6.2011年9月8日《补充协议》（1页2份）；

　　7.2012年5月21日《取款凭证》、《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》、银行流水（各1页2份）；

　　8.《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》、银行流水（各1页2份）。